【春秋雜論】亂世挽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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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／龔敏迪

《風俗通．佚文》說漢靈帝時：「京師賓婚嘉會，皆作《魁櫑》，酒酣之後，續以挽歌。」《後漢書．周舉傳》中有個實例，大將軍梁商「大會賓客，讌於洛水，舉時稱疾不往。商與與親昵酣飲極歡，及酒闌倡罷，繼以《薤露》之歌（古代著名的挽歌，為送葬時的哀歌），坐中聞者，皆為掩涕。」周舉聽說後嘆曰：「此所謂哀樂失時，非其所也，殃將及乎！」賓婚嘉會本是喜事，人們卻都奏喪家之樂的《魁櫑》；酣飲極歡，也續之以執紼牽引靈柩者的挽歌，是面臨天下大亂，生靈塗炭的憂懼，同時也是對行將滅亡的腐朽統治加以詛咒。

晉朝挽歌最盛，因為名教最強調的是君臣父子倫理次序，可是大違名教的司馬氏篡位後，反倒要以維護名教的名義實行高壓統治，但「動輒得咎，命如雞犬」的士人們並沒有選擇沉默，他們以全面釋放本性的任誕，「越名教而任自然」，向虛偽的禮法發起挑戰，於是挽歌也被賦予了非同一般的審美價值。

《世說新語．任誕》有云：「張驎酒後挽歌甚淒苦。」也說：「袁山松出遊，每好令左右作挽歌。」陸機有〈庶人挽歌辭〉、〈王侯挽歌辭〉、〈挽歌詩三首〉；陶淵明有〈挽歌詩〉、〈自祭文〉。《宋拾遺錄》記載了同樣由晉入宋的顏延之：「太祖嘗召顏延之，傳詔頻日尋覓不值，太祖曰：『但酒店中求之自當得也。』傳詔依旨訪覓果見延之在酒肆裸身挽歌，了不應對。」

無論是熱衷挽歌寫作，還是挽歌的行為藝術，都出自士人內心深沉的憂憤，還有對黑暗的蔑視以及詛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