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法檢討：誰才是「中共代理人」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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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法檢討：誰才是「中共代理人」？

大選起跑，蔡總統即宣示進行「中共代理人」修法，民進黨亦跟進提出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》初步修正草案（簡稱「草案」），引發正反熱議。

惟於法言法，此舉尚有以下值得深思檢討之處：
一、欠缺必要實益：整體言，近期大陸對我統戰，影響民心最大的，是自2018年起，以兩岸融合發展為號召，所推出各項如居住證、「惠台21條」等單方立法措施。對此，我方當局除被動地警告譴責，與推動制定「國安五法」以消極嚇阻防堵外，在社會、經濟層面上，迄今拿不出任何積極有效的反制手段。再次修法，不過也只能開罰被認定為「代理人」的己方人民，無法及於「本人」，即草案所稱指示或委託之大陸黨、政、軍機關（構）或團體。如此「自傷」，對於所謂「民主防衛」，究有何功\能與實益？

二、引據牽強失當：支持修法或另提類似的境外勢力代理人登記制度者，所舉參考取法對象或例證，不外美國《外國代理人登記法》（FARA）或澳洲《外國影響力透明化計劃法》（FITS）。惟考察上述外國立法，出發點固然同在因應域外政治干擾與維護國安。但渠等規範對象，是平等地包括所有的可能代表外國利益者。規範方式則是強制登記，即以「管理」為目的，原則上不限制規範對象的政治或準政治活動，讓遊說資訊來源公開透明化，以預先保障大眾知情權（有人比喻該登記為行車須依法先取得駕照）。與草案特別針對中共滲透，以刑責或行政罰兼為事前威嚇與事後應報，明令「強制」或「禁止」。內容相較，可謂是「南轅北轍」。

三、法治破壞疑慮：草案所指「危害國家安全」、「國家利益」、「社會安定」、「政治宣傳」等，均係「不確定法律概念」。構成要件不明確，已違「罪刑法定原則」。容許\主管行政機關強迫涉嫌人答覆或提出資料，藉此取得定罪證據，亦屬逾越權限，有悖「無罪推定」下的「不自證己罪原則」。尤其將「宣傳」、「決議」或「聲明」納入懲處，更有侵害言論、講學、集會等自由的違憲之虞。

四、實務操作性差：就偵查與審判過程來看，以草案列為可罰的出席參加大陸地區會議，發表危害國安決議或聲明為例。該行為於事實與證據認定上，受限於境外蒐集採證困難、舉辦會議的對岸機構或團體不可能配合我方調查、縱有相關媒體報導，依法僅屬於「傳聞」，證明力有限等因素，故本條的起訴與定罪率必然甚低。徒有立法，卻不能有效運作執行，反而傷害法律尊嚴與政府威信。

綜上，草案多有瑕疵，爭議亦大。茍執政黨欲於立院下會期優先強推修正，實難謂非出於製造分化對立的「選舉操作」。眾知「攘外必先安內」，在爆發總統專機走私香菸弊案，整頓國安體系刻不容緩之際，此修法是否仍為當務之急，尤須三思。退一步言，至少應大幅修改草案條文，效法前述美、澳的境外勢力代理人登記制度，以「管理」取代「強制」或「禁止」，平衡兼顧國安與言論自由保障，較屬合理公允。

最後，不知是否有人想過：倘過度操弄此法，導致「寒蟬效應」或限縮中斷交流，對話協商與衝突緩和機制付之闕如。一旦兩岸關係緊張，甚至兵凶戰危。屆時再追究功\過責任，誰才是真正「危害國安」的所謂「中共代理人」（原文載於2019/7/25蘋果日報A12版「蘋論陣線」）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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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於「代理人」、「國家安全」、「政治宣傳」等用語的定義還不夠明確，缺乏法律明確性，可能會有無限上綱的疑慮，學者也擔心將傷害言論自由及新聞自由。

來源：台灣法律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