社論--加強援外量能 締造三贏局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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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交部日前公布資料顯示，二○二○年我國國際合作發展事務中「政府開發援助」（ODA）的經費約為五點一六億美元（約新台幣一百四十三點一億元），占我國「國民所得毛額」（Gross National Income；GNI）的百分之零點○七三，較二○一九年度的百分之零點○五一略見增加，然而卻遠不及鄰近國家的援外比率，更與聯合國所訂的百分之零點七理想標準有很大的差距。

ODA是指政府出資，以捐助、貸款或技術合作等方式，協助友邦或非友邦國家進行基礎建設及改善人民生活的各種建設，為國際間衡量政府援外成果的重要參考依據。南韓的援外金額占其GNI的百分之零點一五、日本則為百分之零點二九，儘管也不及聯合國所訂標準，還是比台灣高出甚多。

二○二○年全球爆發新冠疫情，我政府迅速組成口罩國家隊，以「Taiwan Can Help」（台灣可以幫助）為訴求，積極向外捐贈以口罩為主的防疫物資，贏得高評價，也種下善因，有些國家因感念去年台灣的捐贈，在今年台灣疫苗不足時施以援手，令人感念不已。

即使如此，從上述統計資料可知，去年台灣的援外金額和比率仍相對過低。國人一心想要加入各個國際組織，除了採取政治動作外，積極進行有意義的援外行動、展現台灣的實力、善盡國際公民一分子的責任，對提升能見度與好感度的，效果可能更好。

其實許多國家和台灣一樣，也都有政府援外工作預算不足的困境，因此近年來援外工作已從單純政府出錢出力，改為「公私協力」的方式進行，其一是結合企業豐沛的能量和資源，建立具商機的互惠模式，提高企業參與的動機，擴大援外的規模。

其實，援外不只是「要資助多少錢」這種經費的問題，更需要有專業思維，在援外時將台灣的特殊優勢結合當地的需求，經由縝密的規畫，開創出更有利的國際合作或援外工作。如此一來，不但雙方的政府部門得到正面效益，企業也因投入援外計畫增加市場機會，可謂創造了三贏。

如日本政府透過ODA計畫，為日商開拓商機，在援助越南時， 日本經產省（相當於我國的經濟部）善用日商是越南最大外資的這個有利條件，在為越南打造「智慧城市」的同時，也引進三菱和住友等二十餘家日本商社參與，擴增了在越南的商機。

另一個方向則是善用民間非政府組織的力量。台灣公民社會活力充沛，政府應協助民間團體投入國際合作發展，一同進行援外計畫。據財政部相關資料，台灣個人的捐款規模約有七百七十億元左右，占國內生產毛額（GDP）的比率為百分之零點四五，這個比率比瑞士的百分之零點○九和瑞典的百分之零點一六都來得高，可見台灣民間非常慷慨、也有相當的能量，若能將這股力量導引到國際合作與有系統的援外項目上，透過非政府組織發展國際合作，可彌補我國因特殊的政治和外交處境，造成的國際參與困境。

援外是台灣在國際上交朋友、贏得尊重的管道，是另一種外交，但這絕不只是外交部的工作，我們應該全方位運用台灣的軟、硬體實力，進行跨部會的援外規畫，尤其是台灣的科技實力和醫療量能，深受國際好評，更是援外計畫中大可著力之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