社論--敬悼余英時院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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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「二十一世紀中國史學泰斗」稱譽的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，日前於睡夢中在他的美國寓所逝世，享耆壽九十一歲。

余院士生長於戰亂的中國，避居香港，先師承國學大師錢穆，後赴美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。他專長以現代學術方法詮釋中國傳統思想，尤其是在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的研究，都扮演開創性的角色，曾先後於哈佛、耶魯和普林斯頓三所名校任教，為極具影響力的史學大師。學術研究之外，他也是積極關懷社會、維護民主自由價值的公共學者，是繼胡適之後最有影響力的華裔知識分子。

余院士一生獲頒多項海內外學術榮譽，一九七四年當選中研院第十屆院士，二○○四年美國哲學會院士、二○○六年美國「克魯格」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、二○一四年首屆唐獎漢學獎等。尤其在獲得有人文與社會學科諾貝爾獎之稱的「克魯格獎」之後，更登上學術聲譽的頂峰。

余院士的學術成就又遠比這類獎項來得更為重要。他以《歷史與思想》一書奠定史學大師地位，畢生出版中英文著作超過六十本、發表論文四百多篇，一九八○年代他寫的《士與中國文化》，對剛打開改革大門的中國影響深遠。二○○二年著作《朱熹的歷史世界—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》，將十二世紀的宋代大儒朱熹和十三世紀義大利神學家托馬斯．阿奎那做一比較，更是中西學術上的創舉。

自一九四九年離開大陸後，余院士一九七八年才再度踏上中國土地，但六四事件後他終生不再踏入故土。雖然人不去大陸，他的著作卻廣為流傳，形成「書到，人不到」的獨特文化現象。他在大陸知識界享有極高聲望，對年輕人也深具影響力，他辭世消息傳出後，大陸文史學界紛紛在微博、微信發聲悼念，稱「余先生是當代中國學術第一人」。

余院士對台灣的民主發展一直很關心，八○年代曾在《紐約時報》投書，為當時因美麗島事件遭軍法審判的黃信介等人仗義執言。一九九六年台海飛彈危機發生，台灣島內動盪不安，余院士憂心如焚，立刻越洋傳真文章回台，希望台灣民眾沉穩度過難關。這些文章在報紙連載後，引起廣大迴響。

余院士認為，台灣民主發展對中國意義重大。民主和中國文化是台灣最寶貴的兩樣東西，也是台灣存在的最大動力。民主不是空洞理論，而是以文化為根源的實在的生活價值；文化也不能故步自封，必須是開放的，吸收世界上一切好的價值和事物。今天台灣能夠把兩者結合，顯示民主政治與中國文化是可以相容的，這就是台灣民主的價值所在。

綜觀余院士一生，他是純正的自由主義者，也是以學術為志業的知識分子，是有著深厚的中國儒家與西方啟蒙思想的人文主義傳統，在背後做為支撐的自由主義者。余教授對人的根本主體性無可妥協的尊重，都反映在他面對極權政權時的態度。

做為一個史學家，余院士擁有當代無人能及的學術聲望，及遠超出學術象牙塔以外的影響力，「克魯格獎」形容他是「在中國和美國領域中最具影響力的華裔知識分子」，余院士當之無愧。而今斯人已逝，其一生言行，正可供後世學者客觀而公正的省思，並以虔誠的心情評價其得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