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春秋雜論】 諸夷求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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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／嚴陽

對一個國家來說，影響他國的方式很多，可以透過戰爭或武力的方式，乃至經濟援助等，來達到預期的目的。而在唐代貞觀年間，大唐王朝還曾經利用文化教育的方式來影響他國。

唐代史學家吳兢在《貞觀政要．卷七．崇儒學》中，有這麼一段記載：貞觀二年，詔停周公為先聖，始立孔子廟堂於國學，稽式舊典，以仲尼為先聖，顏子為先師……太宗又數幸國學，令祭酒、司業、博士講論，畢，各賜以束帛。四方儒生負書而至者，蓋以千數。俄而吐蕃及高昌、高麗、新羅等諸夷酋長，亦遣子弟請入於學。於是國學之內，鼓篋（謂擊鼓開篋，古時入學的一種儀式）升講筵（講經）者，幾至萬人，儒學之興，古昔未有也。

從這段文字裡，可以知道在貞觀之前，國子監是以政治家周公為先聖，但從貞觀二年（六二八）開始，周公的先聖地位被教育家孔子所取代，孔子的得意門生顏子（顏回）也備受尊崇。

唐太宗李世民對於國子監的重視，同樣讓人印象深刻。他數度親臨國子監，並請祭酒、司業、博士講解經史，講完了還賜給每人一束帛。此外，唐太宗還對國子監的太學生予以相當誘人的安排──如果讀通一部大經以上的經書，便可以入仕做官。

當唐太宗做出這樣的制度性安排，能夠想像的是，天下的儒生（即讀書人或知識分子），哪裡有不趨之若鶩的？依中國傳統文化，讀書人應該「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濟天下」，有可能的話，一定要爭取進入官場，為國家為社會奉獻自己的智慧和力量。

當有專業知識與能力的人，都匯聚在朝廷或皇帝的麾下，國家社會怎麼可能不進步、不發達？當國家無比繁榮與強大時，便有可能不戰而勝，周邊的四鄰自然會發自內心尊崇與佩服，嚮往並努力學習。這恐怕就是貞觀年間，吐蕃和高昌、高麗、新羅等族的首領也要派子弟到長安求學的原因之一。

中國歷史上，唐代的「貞觀之治」與漢代的「文景之治」等「治世」，都具有某些共同性，即當朝的主政者都傾向於開明、睿智與理性，把發展經濟、提升百姓的幸福指數放在更重要的位置，對外很少發動戰爭、使用武力，更多的是靠自身經濟和文化的優勢，來獲得周邊國家的尊敬。也因此在這樣的時期，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，多數是友好與和諧的。

如過去日本的「遣唐使」，就是從貞觀年間開始。這一時期，還有很多外國人在唐朝做官，如突厥人阿史那思摩，被授予右武衛大將軍；另一位突厥人阿史那杜爾，官拜左騎衛大將軍，還娶了衡陽長公主，成為唐太宗的駙馬！

唐朝是一個高度開放和具有極大包容性的王朝，據統計，在唐朝當官的外國人就超過三千人，可以說，唐朝的強大，固然反映在經濟上、軍事上，更反映在文化、教育對周邊國家無形的影響力。這樣的影響力，比透過戰爭、經濟援助等方式帶來的影響，無疑是更加地強大、持久。

戰爭，難免讓人產生仇恨與敵對，而經濟援助必然會消耗本國相當的資源，進而對老百姓的生活質量產生消極影響。因此，這樣的唐朝，是不是更值得我們欣賞？